林太乙、齊邦媛 和她們的父親們！

[2010/07/15] [中國時報/人間副刊/E4版]

 【黃怡】

林太乙雖自小一無匱乏，也從未遭逢戰火洗禮，長大後依然平易近人、通曉世故，能夠寫出刻畫階級矛盾卻和暖人心的長篇小說，以及持續二十三年，把「讀者文摘」中文版辦成全球最暢銷也最老少咸宜的雜誌；齊邦媛自小禍難重重、危機不斷，長大後卻仍寧靜致遠、眼光如炬，數十年堅持教育崗位，桃李滿天下，並戮力於將台灣有代表性的文學，譯介給歐美讀者。這一切的努力成果，恐怕多少來自兩位父親身教的影響。

讀齊邦媛大作《巨流河》，讓人不禁懷念起林太乙的《林語堂傳》加上《林家次女》，然而假使當年林太乙將兩書綜合寫作，倒也絕不會像是《巨流河》這般壯闊的、史詩般的生命自傳，林太乙一貫雲淡風清，真正擅長的是生命側寫。

《林語堂傳》是一本非常正式的傳記，雖然林太乙以第一人稱表述，行文輕鬆，甚至偶爾插科打諢，但考據可並不馬虎，連林語堂幼年被懲罰不得進屋子時的反抗行為，她祖父林至誠哪個節骨眼說了什麼話，她母親廖翠鳳的嫁妝做了什麼用途，她父親哪本書拿了多少版稅，何時寫了什麼、何時讀了什麼等，思想如何轉折，都記錄得清清楚楚。《林家次女》則是寫她和父親的切磋琢磨；因為以寫作為業，林語堂經常在家，這個標準的居家男人，身為林太乙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生活伴侶之一，可寫的材料當然俯拾皆是。

齊世英之於齊邦媛，至少從《巨流河》看來，已經不止於人生的導師，像是林語堂之於林太乙，甚至不止於是個「溫和潔淨的真君子」，一如齊邦媛母親裴毓珍所形容，而是中國近代史上犧牲小我的知識份子典型；隨著政治局勢的奇崛萬變，齊家的遭遇，自是中國這類知識份子家庭的縮影。雖則全書中作者不時穿插自我消遣的神來之筆，《巨流河》的主調仍是嚴肅的。她以自身的成長故事為軸幹，父親的出現常似驚鴻一瞥，但此時亦多是家族甚至國族遷變的轉捩點，周邊的風聲鶴唳迤邐而至，書中最波瀾壯闊的篇章，便順勢寫下。對作者而言，父親就是「時代」的表徵，父親所成全的大我，亦鑄造為作者的「超自我」，是一生無法踰越的做人、做事規臬。作者痌瘝在抱，談到即使在中年的意識裡，戰鼓仍依稀在耳邊響著；因為渴望給世人做交代，她在八十歲的古稀之年，才勉力起始撰述回憶錄，為公，其實也多於為私。

女兒眼中的時代表徵

如果光是想知道齊世英的行跡，閱讀《齊世英先生訪問錄》大概儘夠了，這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製作的口述史，厚達四百多頁，訪問結束了二十年(齊先生逝世後三年)才出版。訪問中，齊先生知無不言，讓我們深深感受到一個耿介不阿的書生，如何在詭譎的政黨乃至黨內的權力惡鬥中，為保護關內的東北同胞以及延展東北人與主政者的關係，委曲求全的過日子。齊先生在郭松齡與張作霖的政爭軍變(即「巨流河」之役)後流亡關內，備受世人注目，亦自此不得不走向與國民黨的合作之路，無論屢次興學或東北協會或「時與潮」雜誌，國民黨掖助他，目的在於透過他收攏東北人的民心，圖他日之大用。畢竟，東北遍地沃野，礦藏亦富甲中國，是當時東亞地區的工業重鎮，無論對於國民黨抗制殖民主義國家或是勦討共產黨，都是不可或缺的軍事要地。

齊世英在一九三○、四○年代，對於中國國民黨而言，有點類似台灣共產黨的謝雪紅之於中國共產黨，在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民變中，中共中央通知謝撤走香港，後成立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」(簡稱台盟 )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國民黨與割據地方的軍閥、日本侵略者、共產黨數十年處於交戰狀態，以致齊世英具有不變的利用價值，而國民黨退居台灣後，與共產黨分立於台灣海峽兩岸，並得到美國撐腰，使謝雪紅等台共人士在紅色中國的身價只跌不漲。在《齊世英先生訪問錄》附錄的康寧祥訪談中，齊邦媛也曾說她父親認為：「台灣和東北一樣，生存與榮辱似乎都由別人決定。」

《巨流河》不多談政爭，而齊世英在《齊世英先生訪問錄》中，亦只願談他在國民黨的黨務工作，連對於與他公誼甚篤的陳立夫，也光贊說陳的個人修養，無一詞論及陳與蔣中正建立其法西斯政權的牽牽絆絆內幕。齊世英自謂：「自從我任職國民黨中央黨部以迄國民黨改造(1950～1952)以前的這一段期間，如果說黨部像祠堂，我都有在旁邊掃地畫畫的中央委員的份兒，改造以後就沒有了。政治得失我本不縈懷，富貴於我確如浮雲。惟見奮鬥半生之拯鄉救國努力，斷送於少數人錯誤決策之中，既怨終生志業之湮沒，更悲故鄉重陷苦難，此心鬱悶，無言可伸。」

家庭與父親的影響

但同樣是知識份子家庭，我們可以從林、齊兩人乃至兩位女兒，看到更多因為個人意志所創造出來的不同人生樣態。

林太乙(1926～2004)是生在北京的福建廈門人後裔(父親福建龍溪人，母親福建鼓浪嶼人)，當時林語堂在北京大學任教，早一年的五月發生了著名的五卅慘案，七月國民政府成立。齊邦媛早林太乙兩年(1924)生在東北遼寧鐵嶺東的農村，身上有滿、蒙、漢的血液，齊世英先是去日本讀書，接著到德國留學研究歷史哲學後歸國，據齊邦媛的回憶，「十年間，我父親曾在暑假回去過四、五次，最多住兩三個月。」所以她和哥哥振一，都是春天出生的。

同樣是進步的知識份子，林語堂(1895～1976)在聖約翰大學畢業後，短暫任教於清華大學，後於哈佛大學拿碩士，又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獲語言學博士(1924)，類似這樣的學歷背景，在當時的中國可謂做官、教書兩相宜，他卻在短暫的教學生涯(1923～1927，北京大學、廈門大學)後，看清了從政是悲劇、學術是鬧劇，決意大量寫作；齊世英(1899～1987)留日、德回鄉後，任同澤中學校長不到一年，即應郭松齡將軍之邀，一起向張作霖要求張家軍現代化，力陳東北中立化(1925)，兵變後入關，在上海加入國民黨陣營(1926)，抗日時期成為東北志士與國民黨的主要聯絡人，來台灣後在第一屆立委任內病歿(1948～1987)。

林語堂、齊世英兩人的志業大不相同。閩南人之於「中原」，本來就是邊陲的邊陲，由於被傳統的忠孝節義濡染的淺些，心理上的距離，更使林語堂覺醒得早些：「我不做夢，希望中國有第一流政治人物出現，只希望有一位英國第十流的政客生於中國，並希望此領袖出現時，不會被槍斃。……我不做夢，希望中國政治人才輩出，只希望有一位差強人意，說話靠得住的官僚。」(1933，上海《東方雜誌》，〈新年之夢──中國之夢〉)而齊世英呢？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件之間，只為了蔣介石堅持勦共軍、張學良堅持東北軍要抗日，齊世英光是與淪落關內的東北政客週旋，已忙得不可開交，還必須安排救濟、疏散蜂擁而至的難民與學生，「我看到解決東北問題的希望越來越渺茫」(《齊世英先生訪問錄》，〈九一八事變後的我〉，1990)，爾後又必須對付東北自己人(如張學良)在蔣介石面前扯他後腿，心力上的左支右絀可想而知。

人生樣態大不同

一九三八年，林語堂編寫的《開明英文讀本》已出版十年，成為中國最暢銷的中學英文教科書，再版連連，被譽為「版稅大王」；這十年之間，他創辦過《論語》(1932)、《人間世》(1934)、《宇宙風》(1935)三個半月刊，都獲得相當程度的肯定，他所提倡的「幽默」風行中國，而他也得以「閒適」的過他的小日子；第一本英文著作《吾國與吾民》(My Country And My People，1935)出版後，他在歐美文壇開始站立腳跟，於是一九三六年舉家遷美，在紐約居住；一九三七年，《生活的藝術》(The Importance of Living)出版後暢銷，更高踞紐約時報排行榜長達二十五週；一九三八年初，林太乙 正在讀小學六年級，應學校裡英文老師之請，在班上的屏風寫上歪歪扭扭的一付對聯：「禮樂傳家久，詩書繼世長。」但父親決意全家搬到巴黎，準備著手寫作他此生最重要的一部小說──《京華煙雲》，以致林太乙和父親得以在塞納河畔的舊書攤區，逍遙過許多時光。

齊家這邊呢？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，戰火快速燒至南京，「到了九月，整個南京市已半成空城，我們住的寧海路到了十月只剩下我們一家。鄰居匆忙搬走，沒有關好的門窗在秋風中劈劈啪啪地響著；滿街飛揚著碎紙和衣物……早上，我到門口看爸爸上班去，然後騎一下自行車，但是滑行半條街就被懾人的寂靜趕回家門。」到了初冬，「那時的長江運兵船是首都保衛戰的命脈之一，從上游漢口最遠只能到蕪湖。上海已在十天前全面淪陷，最後的守軍撤出後，日本軍機集中火力轟炸長江的船隻，南京下關碼頭外的江上航道幾乎塞滿了沉船。」

齊家搭的是最後一批運兵船，「然而，我的家人卻面臨更大的生死挑戰。從南京火車站到蕪湖軍用碼頭，母親雖有人背扶，卻已受到大折騰，在船上即開始大出血。船行第三天，所有帶來的止血藥都止不了血崩，全家的內衣都繼床褥用光之後墊在她身下，船到漢口，她已昏迷。」再抬到醫院，母親只剩一口氣，這時十八個月大還沒完全斷奶的靜媛也嚴重吐瀉，齊邦媛寫道，「第五天，我扶在妹妹床邊睡了一下，突然被姑媽的哭聲驚醒；那已經變成皮包骨的小身軀上，小小甜美的臉已全然雪白，妹妹死了。」

那一年的十二月十二日，日軍進行南京大屠殺。

……

中文世界兩大女傑

因為林語堂的幾部介紹中國的暢銷書，西方知識大眾此時已認識到中國是個文化古國，而中日戰爭後，他更曾多次為文，在紐約時報上為中國宣傳打氣，是最早宣稱「日本處於絕境」的少數知識份子之一，對於美國積極援華有相當程度的影響；此外，他一生在濁世中「有所不為」的境界，也不是那些說他是小資產階級作家的攻擊所能輕易抹煞的。至於齊世英來到台灣後，不像其他萬年國會的立委尸位素餐，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雷震籌組新黨，他始終公開支持，並多次針對國民黨的政策提出勸諫，私下也極力幫助黨外立委適應國會生態等，終至被國民黨開除黨籍；齊邦媛說得好：「他後半生在台經歷，亦是一種人格的完成。」

林太乙雖自小一無匱乏，也從未遭逢戰火洗禮，長大後依然平易近人、通曉世故，能夠寫出像《遍地丁香》(即後來再增改過的《春雷春雨》)、《金盤街》這樣刻畫階級矛盾卻和暖人心的長篇小說，以及持續二十三年，把「讀者文摘」中文版辦成全球最暢銷也最老少咸宜的雜誌，讓戰後的華人能夠分享西方世界的文明與快樂；齊邦媛自小禍難重重、危機不斷，長大後卻仍寧靜致遠、眼光如炬，數十年堅持教育崗位，桃李滿天下，並戮力於將台灣有代表性的文學，譯介給歐美讀者，讓「台灣」不再僅是地球上一個陌生的地名。這一切的努力成果，恐怕多少來自兩位父親身教的影響。

姑不論林語堂的文章如何傳世，齊世英承載了多少東北鄉親的感念，他們各自的女兒，兩位女士對中文世界的文化貢獻，就已經是任何父親可能有的最大驕傲了。